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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歲法國建筑師保羅·安德魯曾設計過戴高樂機場一號航站樓和北京國家大劇院，最近他出版了一本建筑回憶錄。他認為“建筑師要做項目的奴隸，而非國王。”翻看保羅·安德魯作品集，有一長串能讓人津津樂道的建筑：巴黎拉德芳斯大拱門、日本大阪海洋博物館、英法海底隧道法方終點站、法國戴高樂機場、上海浦東機場，還有讓他在中國備受爭議的北京國家大劇院。

最近這位77歲的老人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建筑回憶錄《保羅·安德魯建筑回憶錄：創造，在藝術與科學之間》，書中，他以詩樣的語言回憶了自己在世界各地設計和建造的項目，也如哲人一般試圖探討建筑同其他藝術形式與科學之間的關系。

3月26日，保羅·安德魯來到上海，就新書在創智會堂舉辦了一場演講，并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

穩定性和靈活性的結合

1967年，29歲的保羅·安德魯還只是巴黎機場公司的一位新人，卻被委以重任設計當時巴黎最大的建筑項目——戴高樂機場1號航站樓。“這簡直超出我的想象！”回憶近半個世紀以前的“處女作”，安德魯仍覺得不可思議，“我恰巧在那個位置，恰巧有這個機會，而我抓住了。”但幸運不會無緣無故地眷顧誰，在設計航站樓內部通行場地的過程中，安德魯和底層的結構負責人一起實驗計算，推翻了原有的設計方案，減小了施工難度，最終新方法得到了機場經理的認可。

戴高樂機場1號航站樓的成功讓安德魯年紀輕輕便成名，之后他在巴黎機場公司呆了將近四十年，幾乎成了機場建設的專業戶，這種“忠誠”與“穩定”在當下建筑師中也并不多見，安德魯告訴澎湃記者，“我當然有想過退出，想過改變，想去小鄉鎮做項目，但是當我完成（戴高樂機場）一號航站樓的時候，二號航站樓就開始（投入計劃）了，之后又是別的項目，就這樣一個接一個……”

盡管長期為同一家公司工作，安德魯卻一直在開拓新的地點新的挑戰，“埃及可不可以？成，那就去。日本呢？日本也不錯。中國呢？好啊，那就浦東吧。”

孟加拉達卡、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埃及開羅、文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中國三亞和上海、智利圣地亞哥、菲律賓馬尼拉、迪拜，在三十多年的時間內，安德魯設計了五十多座機場，遍布世界各地，每一次他都試圖在結構、材料、規劃或是相應的文化屬性上做出創新。“如果我一直呆在戴高樂機場，我會變得愚蠢，所以我到處看，和不同的人工作。這種穩定性和靈活性的結合成就了現在的我。”安德魯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讀莫言和余華是我了解中國的方式

這份“到哪兒都想試試”的心態也為他贏得了北京國家大劇院的競標，回憶起這個他投諸了整整十年經歷的項目，安德魯說有太多故事和細節都歷歷在目。“我記得有一天偶然看到China Daily上一則關于國家大劇院的公開競標，我就和清華的朋友說要不我們試試吧。一開始我完全沒想到我能贏，只是抱著有意思的心態。第一輪過后，我們入選了，唔，好吧。第二輪，只剩5家（設計單位）了，我開始想，說不定我能贏呢。后來，我贏啦。”

國家大劇院

從1998年4月21日的第一張稿紙，到2007年9月5日畫的最后一張圖，十年努力帶來的卻是爭議甚至是謾罵。人們指責安德魯設計的國家大劇院與周圍的人文環境不相協調，還存在著巨大的安全隱患，將這座建筑戲稱為“巨蛋”，“中國淪為國外建筑師試驗田”的論調也由此時開始。

現在回憶起當時為自己爭辯的過程，安德魯說，“有一段時間真的非常艱難，但是我從未懷疑自己。大劇院的項目從一開始就是一場爭斗，但這是正常的，新穎的東西常常令人感到不安。反而讓我不確定的是工程的質量，所以我一遍遍地為此努力，但人們卻沒有看到這一點。”安德魯特別指出，要為項目而非為自己爭辯，“建筑師要做項目的奴隸，而非國王。”

被問及在設計這個項目時是否了解中國的文化以及是否清楚其選址意義，這位一向不急不緩的老人微微加快了語速，“我當然知道，我知道的足夠多了。”他說自己了解中國文化的方式并非通過數字，他也不懂什么朝代和帝王，但他會在城市里晃蕩觀察，他讀莫言、余華和更老一些的中國小說，他和許多中國人一起工作。“至于大劇院的位置，我一直都清楚它有重要的意義。有無數人問過，我你有沒有從紫禁城的歷史建筑和天安門汲取過靈感？對不起，沒有。”他希望自己的設計能用新的方式融合周圍的環境，不模仿但保持個性。

戴高樂機場一號航站樓是安德魯的第一個項目，北京國家大劇院是他最近的一個項目，兩者都采用圓形，一頭一尾，如同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的循環。安德魯自己坦言這兩個項目對他而言意義非凡，“我不會說我一定值得，但是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而它們就迎面來擁抱了我，這要有一點點運氣。我不知道未來還會不會有第三件這樣的項目。”

為什么偏愛圓形和曲線，被問及此，安德魯開始“耍賴”，“我也不知道，我在草圖本上本來畫著直線，不知不覺就變成曲線了。”想了一會，他又說，“可能是因為圓象征著一種保護吧。我常常想象一個故事，是關于在母親的子宮里，而我還保有著當時的記憶。”

曾有一度建筑史上幾乎看不到曲線，而現在人人都視曲線為流行。安德魯的建議是：如果要做曲線，就做一條優美的曲線；如果要做直線，就做一條優美的直線。好的直線勝過不好的曲線，畢竟建筑物的質量不是靠直曲來決定的。

讀者亦是作者

不同于書里的優雅、充滿哲思的作者，見到安德魯本人倒是多出幾分鮮活和法國人特有的幽默。攝影師給他拍照時，他說“拗造型”太不自在，便要記者不停和他說話。看到照片中自己不笑的樣子顯得微微猙獰，他用手一指大驚小怪地說，“哇，弗蘭肯斯坦！（瑪麗·雪萊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是一個科學怪人）”

安德魯說自己算不得是個善于社交的人，沒什么朋友也不屬于任何小團體。他喜歡交流，但不是絞盡腦汁說明自己建筑設想的交流，比起這些，他說自己更喜歡討論漂亮的衣裙、眼鏡、科學，諸如此類。

保羅·安德魯的老朋友、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員的總建筑師吳耀東說：“讀安德魯的書，讓人想起他的法國老鄉蒙田，親切，娓娓道來。”快300頁的回憶錄不分任何章節，一度讓編輯無從下手，可是全書卻不給人無法喘息的緊張感，伴著100多張他手繪的建筑草圖，這本書可以從頭讀到尾，也可以隨意翻開一頁就讀，保羅就這樣娓娓道來。

他優美的文筆和字里行間對生活的思考讓這本書讀來像是出自一位專業的散文家之手。安德魯笑著說，我確實想成為一名專業作家，但我不是把寫作當做一件必須完成的任務，或是僅僅讓別人知道我的想法，我只是感到有寫作的需求。

蒙田、略薩、巴爾扎克、蘭博、魏爾倫……廣泛的閱讀讓安德魯成為一個“好作家”。關于寫作，安德魯的觀念和中國傳統繪畫中的留白有異曲同工之妙，“我不喜歡加過多的描述，因為我覺得應該有一些空白的地方讓讀者來填寫，從而成為他的經驗。我留出一些縫隙，讓你、你、還有你來侵占填滿，這樣才是完美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讀者也成為了作者。

在他看來建筑也是一樣的，“我不會試圖傳達什么信息，也不想改變人、控制人，最棒的建筑就是讓人們在其中快樂便快樂，悲傷便悲傷，成為自己。”

安德魯在中國有新的項目正在籌備，但此行他還不愿意透露。北京國家大劇院以后，安德魯接的項目開始逐漸減少，他說現在可以開始試著平衡建筑、寫作和繪畫之間的關系了。“我已步入暮年，是時候做些自己喜歡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