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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本地媒體近日曝出，“名門廣場”和“水岸銀座”兩個問題樓盤將會被拆除，涉及業主超過萬戶；僅僅一個月前，西安市一座1999年封頂的118米高樓被爆破拆除，成為“中國第一拆”；幾乎同時，鄭州一座2010年建成的天橋，因與當地地鐵工程存在矛盾，被整體拆卸。短短兩個月內，就有3起成本巨大的地標性建筑“倒下”，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數據顯示，我國每年因過早拆除房屋導致的浪費就超4600億元。

每年拆除建筑面積約4.6億平方米“短命建筑”在各地并不鮮見。云南河口斥資2.7億元建設的“中國-東盟河口國際旅游文化景觀長廊”，在建成3年后，花費3億元拆除；建設投入約8億元、曾是亞洲最大室內足球場的沈陽綠島足球場，在使用不到10年后因“使用率不高”被爆破拆除……

按照我國《民用建筑設計通則》規定，重要建筑和高層建筑主體結構的耐久年限為100年，一般性建筑為50年至100年。然而，不少建筑壽命與之相差不少。

采訪中一些受訪者表示，這些建筑物明明可以使用卻要拆掉，確實讓人心痛，與國家倡導的節約型社會精神也相違背。一位網民說：“建設花錢、拆遷花錢、重建更是花錢。”

據中國建筑科學研究院估測，“十二五”期間，我國每年拆除的建筑面積約為4.6億平方米，按每平方米成本1000元計算，每年因過早拆除房屋導致的浪費就達4600億元。而該研究院對2001年至2010年公開報道的54處過早拆除建筑進行調查，結果顯示不合理拆除的竟高達90%。不合理拆除中，因商業利益、形象政績等原因嚴重不合理拆除的占55%。

“再怎么科學規劃，也頂不上領導一句話”

建筑“短命”并非全出于質量問題。記者調查發現，絕大多數“早夭”建筑的背后，都有規劃選址不當，地方急于出形象、出效益等因素。

“規劃跟著領導變，一任干部調一回。”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現在很多建筑“來去匆匆”，行政權力的過度干預是重要因素。規劃建設上的隨意性帶來日后的處理難題，而即使制定了合理規劃，如果前后想法不統一，建筑質量再過硬也難逃“夭折”的厄運。“你再怎么科學規劃，也頂不上領導一句話。”

“GDP不夠，形象工程湊”。拆建折騰背后，追求面子工程、依賴城建創造政績的心態難辭其咎。一些地方干部好大喜功，直接插手工程，擔當起城市“總規劃師”。正所謂“拆一次創造GDP，再蓋一次又創造GDP”。

位于武漢的首義體育培訓中心綜合訓練館，投用僅10年就被拆除，理由是該館位于將動工的辛亥革命博物館和紀念碑之間，不得不為耗資200億元打造的“辛亥革命百年紀念計劃”而“獻身”。

化土成金，賣地生財。隨著土地價格的快速上漲，拆遷置換帶來的土地收入，成為推倒“短命建筑”的重要推手。天津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楊崴表示，不少建筑的“早夭”背后，都與土地財政密不可分。一方面由于很多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區往往“無地可用”，只能在存量更新上做文章；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只追求短期經濟效益，對于長期規劃“不感冒”。

2007年，設計壽命50年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主教學樓僅使用13年就被拆除，其置換出的土地以24.6億元天價出讓用于商業開發；有的城市為了盡快通過拆遷置換土地并開發，甚至將一些2000年左右建成的商品房小區列為“棚戶區”以方便拆遷。

專家建議城市制定15年以上發展方案

接二連三的“短命建筑”究竟該怎么管？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長安撰文說，避免大量“短命建筑”出現，城市建設更應該注重有效性和長期性。有專家建議，應為城市制定15年以上的發展方案，嚴格落實執行。同時，抓緊編制省、市、縣三級政府部門權責清單，制衡地方行政官員更改規劃的權力，杜絕“一屆政府一套規劃”現象。

此外，天津擊水律師事務所主任潘強指出，如果相關責任人不會因“樓倒”而“倒”，那么制度、規劃在行政權力面前往往就成了“一紙空文”。為盡可能避免行政干預過多，潘強建議，應出臺相關政策法規，健全建筑拆除法定程序及審批、監督機制，實施城市重大建筑工程項目建設和拆除的責任追究制度，對造成的損失和浪費一追到底，才能讓權力不再“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