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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提要：徽派篆刻在中國文人篆刻史上始終是主流，但對徽派篆刻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文章卻沒有。本文將徽派篆刻分為三個階段，對徽派篆刻的興起與發(fā)展進行了系統(tǒng)的探討。文章將徽派篆刻置于文人篆刻藝術(shù)發(fā)展歷史的長河中加以考察，指出徽派篆刻是最早的篆刻流派。對一些徽派篆刻家的生卒年月、籍貫、事跡、藝術(shù)成就以及徽派篆刻形成的原因進行了考證和研究，認為徽州考據(jù)學和徽商對徽派篆刻的形成和發(fā)展具有重大影響。

關(guān)鍵詞：徽派篆刻地位貢獻

一、徽派篆刻地位的確立（1535—1643）

1.何震的崛起

何震（1535—1604），字主臣，一字長卿，號雪漁。休寧縣前街人。周亮工《印人傳》及今版《辭海》等工具書均載何震為婺源人，誤。明嘉靖《婺源縣志》沒有何震的記載。按照志書生不立傳的原則，嘉靖《婺源縣志》不為何震立傳，是可以理解的。但最接近何震生活年代的清康熙八年（1669）《婺源縣志》，也沒有何震的記載，這就不可理解了。直到晚清、民國時期的《婺源縣志》才開始提到何震。1993年10月新編《婺源縣志》則進一步明確何震是“婺源田坑人”。何震究竟是不是婺源人呢？就在何震去世后的第三年，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編纂的《休寧縣志》明確記載：“何震，字長卿，號雪漁，邑前人。以高雅游名公卿間，工金石篆刻，海內(nèi)圖書出長卿手，爭傳之。”萬歷三十七年（1609）編纂的《歙志》亦載：“同時有休寧何震長卿，傳文壽承一種，解散局束，舊章天趣超然，故是獨造，且復(fù)出藍。”康熙三十八年（1699）編纂的《徽州府志》對何震的休寧籍也予以確認：“何震，字長卿，號雪漁，休寧邑前人。工金石篆刻，海內(nèi)圖書出其手者，爭傳寶之。生平不刻佳石及鐫人氏號，故及今流傳尚不乏云。”

我們再從與何震有交往的當時人的文字中來加以考察。明萬歷時期的著名書法家祝世祿曾于萬歷十七年（1589）至二十三年（1595）在休寧任縣令，同何震有一定交往。他在《梁千秋印雋序》中記載：“往余令海陽時，得主臣甚喜。及官秣陵，數(shù)與相習，所有印章，皆出其手。”休寧縣始建于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初名休陽。吳永安元年（258），因吳主孫休諱，改休陽為海陽。晉太康元年（280），改海陽為休寧，遂沿用至今。海陽為休寧古稱，古人寫籍貫，亦喜用古稱。如明末清初另一位篆刻名家胡正言為休寧人，其《印史初集》封面題簽為《海陽胡氏印史初集》，銜名題“海陽胡正言曰從氏篆”可為佐證。何震逝世后二十余年，其私淑弟子程原、程樸摹其印作，成《忍草堂印選》二卷，銜名題“海陽何震長卿篆，同邑程原孟長選，男程樸元素摹。”

由上可知，何震為休寧縣前街人無疑。或曰：何震祖籍婺源，后遷休寧。亦非。據(jù)道光《休寧縣志》記載：“何氏其先袁州宜春人，南唐有諱令通者為國師，顯德間謫休寧。兄令達仕國子司業(yè)，生潤，字彥德，隨叔令通居邑前。”可見何震的祖先是南唐時從袁州宜春直接遷休寧縣，與婺源絲毫沒有關(guān)系。對何震的生卒年，說法也不一，劉江稱約生于明正德十年（1515），卒于萬歷三十二年（1604）。①韓天衡稱約生于嘉靖九年（1530），卒于萬歷三十四年（1606）；②沙孟海稱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卒于萬歷三十五年（1607）。③均誤。馮夢禎《快雪堂集》卷三十一《題何主臣符章冊》記載：

何主臣，歙人，名某，字雪漁，以善符章奔走天下。昔年在白下，余召之入官署，授之玉、石、銅，成數(shù)十面，俱奇古有致，寶用至今。主臣去歲滿七十，客死承恩寺。搜其稿，惟奇石一座存焉。友人醵金斂之，歸其柩。今遂無視瓣香于主臣者。余聞之丁南羽，主臣之學符章也，破產(chǎn)游吳下，事文休承、許高陽最久，兼得其長，老而益精，遂縱橫一時。

末署“萬歷乙巳夏日游黃山雨中題”。乙巳是萬歷三十三年（1605），“去歲”當是三十二年（1604）。是年何震年七十，而且即卒于這一年。于是可得何震生于嘉靖十四年（1535），卒于萬歷三十二年（1604）。馮夢禎于萬歷乙巳春夏之交來歙，主于西溪南吳氏，又與吳廷同游黃山。此在山中所作，回杭后于當年十月去世。故文中所記何震的卒年和卒時歲數(shù)是可信的。

何震晚年寓居南京，一生以刻印為生。現(xiàn)存最早的作品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刻的“云深不知處”壽山石印。①何震以刻印為生，刀法嫻熟，但對字法的認識不足。于是專門到蘇州去拜訪文彭，向文彭求教有關(guān)六書方面的問題。經(jīng)過文彭的指教，何震對治印比以往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努力鉆研字法，注重臨摹先秦刻石、金文，汪道昆有詩稱贊：

宮墻佳氣日氤氳，有客親摹石鼓文。莫問酒徒工說劍，看君筆陣揔凌云。

刻畫直須摹九鼎，飛揚早已逼三倉。而今一擲金如斗，徑寸壘壘肘后藏。②

在當時印壇注重宋元而忽略秦漢的大趨勢下，何震率先對先秦刻石、金文進行研究，從先秦刻石金文中汲取印學營養(yǎng)，不能不是一大進步。

隆慶六年（1572），武陵顧從德、歙縣羅南斗精選古玉印150余方，銅印1600余方，首創(chuàng)用原印蘸朱鈐出《集古印譜》行世，準確、精美地再現(xiàn)了秦、漢印的本來面貌，震動了整個印壇。可惜此譜當時僅鈐20部，一般人很難見到。于是羅南斗又于萬歷三年（1575）將《集古印譜》原鈐本擴充，以木刻翻摹，擬名《印藪》行于世，流傳甚廣，對當時印壇的復(fù)古風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印藪》的流行，同樣也為何震臨摹秦漢原印風格提供了便利。古印以銅玉為質(zhì)，印文遒勁之中寓渾穆，古樸中寓流麗。但翻以木刻后，其神韻就無法同原印朱拓相比。故對《印藪》的弊病，明末印壇多有批評。王稚登曾說：

《印藪》未出，而刻者拘今；《印藪》既出，而刻者泥古。拘今之病病俗；泥古之病病滯。③

所謂“病滯”，指的就是木刻之印氣象萎靡，氣韻不暢。應(yīng)該指出的是，當時的文人習《印藪》同刻工習《印藪》，角度不同。文人重“刻”的借鑒，刻工重“字法”和“章法”的借鑒，因此所得到的效果也不一樣。重“刻”的借鑒，必然導(dǎo)至“滯”。重“字”與“章”的借鑒，卻會給自己的治印水平帶來質(zhì)的飛躍。何震臨摹《印藪》，就是從字法和章法上來體會漢印的精髓，使他的治印技藝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祝世祿就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