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日本《讀賣新聞》做的一項調查中顯示，日本和中國分別有56%和44%不喜歡對方，但不喜歡并不能抹殺對方的成就與長處。當我為《時尚家居》撰寫特稿前往東京，于是我真切地體會到日本：1.在產品精致化； 2.對生活中日常問題的解決能力尤其； 3.生活的態度所呈現出的獨特之處對于我們提高自身的生活品質有很多可借鑒之處。1.精益是一種素質 當代設計是在細節處改善生活品質 日本人認為生活不能是粗糙的，因為不能湊合，對細節的忽視最終會使提升生活品質遭遇到瓶頸，而習慣粗糙的人即使有一天產生了追求精致的意識，也已經不具備精益求精

3./對地域性與全球化的兼容 

用西方特色來為本土特色錦上添花 

泰戈爾1916年訪日時，面對日本有全盤西化的趨勢時，說了這樣一番話：“所有民族都有義務將自己民族的東西展示在世界面前。假如什么都不展示，可以說這是民族的罪惡，比死亡還要壞，人類歷史對此也是不會寬恕的。”這段話曾給川端康成的心靈帶來極大的震撼，而世人以為日本在美國的干預下會放棄對自己的認同與自信在今天也從日本的設計中看到這種猜想的謬誤。 

　

今天，全盤西化的論調在中國也已經存在了近一百年，近三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使我們對全球化的熱情有增無減，但全球化與西化是否是一回事常常混為一談。而近一兩年，復興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個新鮮的聲音在不斷地提高調門，但對什么是民族的東西？如何展示？其現實價值何在？答案仍然不是清晰的。對傳統符號的簡單移植和對西方設計的硬性模仿都使當代中國沒有呈現給世界足夠有影響力的設計，我們的生活方向一直在等別人給出引導，而我們卻沒能和世界上其它國家的人分享我們關于生活的獨特思考及富有啟發性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角館政英為日本高山縣八尾町設計社區照明系統時，將燈火做點狀分布而非線狀，小區道路照明用燈光和建筑出入口燈光依山分布，高低錯落，倒映于社區旁的河水中，現代建筑就這樣與自然共譜了一闕詩歌。 

　

角館政英在談到他的構思時說：“人和環境要建立一種和諧的關系，需要人能對環境有所體會，比如你生活中有一條河，你要和它有情感，才可能愛這條河。這個社區是臨河的，它的特色與這條河有關，所以設計就是把這個特色凸顯出來。其實如果是考慮到地域性，設計有許多工作可作。” 

　　在日本，有許多設計師都會接到來自海外的設計邀請，建筑設計師小島一浩和赤松佳珠子所在CAT事務所就在越南、中東等不同地區設計過作品。他們兩年前在越南做了一個關于居室內如果加強空氣對流的設計試驗，就是為了針對熱帶的氣候，探索設計如何更好地服務于當地人。 

　　“安藤忠雄那一代設計師有很強的符號感，比如說大家一提到安藤會想到清水混凝土，他們會把自己的東西放到全世界，但日本新一代設計師會根據當地的條件做當地人需要的設計。”隈研吾這樣分析兩代設計師的不同。 

　　日本在明治維新后因大量接受歐洲文化，而使它的國民性由此前的“唐心和魂”轉變為“和魂洋才”，而在二戰后，日本文化中看起來更多地吸納了西方的各種文化符號和審美趣味，從日語中外來語的增多到年輕人頭上五顏六色的染發，我們不難看到日本“西化”的努力，但毫無疑問，日本仍然注重“地方”的概念，他們對“西方”的關注和日本人注重細節的作風是一樣的，他們會很清楚地揀擇“西方”文化中哪些可以為已所用。 

　　我們在東京時，恰逢勒?柯布西耶作品展在東京展出，這位現代主義建筑設計的始祖對整個二十世紀的城市建筑設計乃至工業設計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個展從策劃到展出歷時三年，整個展覽涵蓋了柯布西耶的繪畫、雕塑、建筑、家具等諸多作品，展廳里更搭建了一幢住宅模型——勒?柯布西耶送給他妻子的禮物，20m2的一套公寓。 

　　我們在東京的一周內，和設計有關的，出自名家手筆的展覽多達五六個，不同的設計理念設計作品與公眾見面，這是一種市場教育，也是接受公眾反饋的途徑。東京的國際化交流的氛圍之濃厚絲毫不遜于歐美國際大都會，這也就不難理解何以東京成為亞洲的時尚之都。 

　　中國如果也想打造這樣有世界影響力的城市，僅靠提升硬件的水平顯然是不夠的，請國外設計師來此地設計改變的也更多在視覺層面，一個城市的交流能力和思想跨度仍然取決于這座城市的綜合素質，一個國家同樣如此。

深入理解地方性使地方的優勢可以充分發揮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日本跨文化的交流中保持的清醒。在東京舉辦的第十七屆生活方式家居展上，迪斯尼邀請了九位日本藝術家和設計師使用米老鼠的造型做了一系列家居產品的設計，誰看了都會認出米老鼠的經典造型，但同時你也會嗅到濃濃的日本味道，這種設計態度及方式在日本設計師走向國際的歷程中貫穿各個領域并持續經年。 

　　日本一代又一代，一個又一個設計師，共同打造了日本設計的形象，他們沒有拋棄掉自己作為日本人的文化身份，而這種群體有意識的努力，使日本設計的價值獲得了世界的認可。當日本設計同德國設計意大利設計一樣成為世界設計界獨樹一幟的設計風格時，每一位設計師則可以享用這個平臺，也繼續為這個平臺的鞏固和延伸貢獻自己的價值。 

　　面對互聯網時代，國際性的樣式層出不窮的現實，SAKO設計量事務所、參與建外SOHO以及蒲蒲蘭兒童書店等場所設計的設計師迫慶一郎認為：“這是正常的變化，但地方性也是可以保留下來的。一座城市應該有意識地保留一些遺產，無論是建筑還是其它設施，只有這樣才是完整的城市，人們做到在別的地方做不出來的好東西。”

迫慶一郎在談到他為芬理希夢在北京店做設計時，說道：“日本設計會從一個很實際的細節出發又回到細節。因為人對不同事物的反應是不同的，設計要把這些反應表達出來。日本的工藝可以做到非常精細，但如果我用那樣的技術標準作為我在中國做設計的前提，我就不會成功。所以我會尊重中國的現實。我請中國的工人將所有的日光燈豎著懸掛，這是他們很容易就能做到的，而且人工并不貴。如果是在日本要出這樣的效果，成本會非常高，這就是中國的優勢，設計就是要在每一個細節上找到在這里最好的解決方式。”